我出生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龚垭乡，家里有8姊妹，我是老大，那时候家里生活十分困难，我初中没读完，就回家干农活了。

　　小时候，藏区很少见到汽车，能见到的，只有绿色的军车和邮车，每次我都会追着车跑。从此，我就爱上了汽车，梦想着以后也能开上车。18岁那年，我花了一块钱，买了一本《汽车修理与构造》的书，慢慢琢磨着学会了修车，后来，也学会了开车，当时在县里还小有名气。

　　1989年10月，德格县邮电局买了第一辆邮车，在全县公开招聘驾驶员。报名的人特别多，我车开得好，又会修车，就被选中了，我就开上了全县唯一的邮车。这一开，就是29年。

　　1999年，我从德格县邮电局调到甘孜邮车站。跑甘孜到德格的邮路，这是雪线邮路上海拔最高、路况最差的路，中间要翻越海拔5050米的雀儿山垭口。

　　这条路上，大半年都是冰雪覆盖。夏天经常塌方、泥石流；冬天，山上气温最低的时候，在零下三四十度，路上的积雪有半米多深，如果车子陷进雪里，就很难出来。过去，全是碎石路，很容易爆胎。我们换个轮胎特别费劲，近百公斤的大车轮胎，一个人换下来，要一两个小时。轮胎换好，人已经累瘫了，嘴里一股血腥味。由于温度太低，路上的积雪被碾压后，马上就会结成冰。就算挂了防滑链，车辆滑下悬崖也时有发生。掉下悬崖，那就是车毁人亡。

　　一般下大雪，我们都不怕，我们怕的是遇到“风搅雪”。没在冬天跑过这条路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是“风搅雪”。它就像海上的龙卷风、沙漠的沙尘暴。遇到“风搅雪”，汽车根本无法行驶。当“风搅雪”停后，前面的道路完全无法辨认，全靠一步一步摸索探路。我的同事邹忠义，在山上遇到“风搅雪”，邮车滑到了沟里，他背着机要邮袋，连走带爬，走了20多公里，找到救援时，双手已经严重冻伤。直到第二年雪化了，邮车才被吊上来。

　　其实，每一个邮车驾驶员都被大雪围困过，都当过“山大王”。被困在山上时，又冷又饿，寒风裹着冰雪碴子，像刀子刮在脸上，手脚冻得没有知觉，衣服冻成了冰块。晚上，为了取暖和驱赶狼群，我们只有生火，实在没办法，连备胎、货箱木板都拆下来烧过。单位培训告诉我们，人在，邮件在，在野外紧急情况下，除了邮件，什么都可以烧。有一次遇到雪崩，我和同事顿珠用加水桶和铁铲，一点一点铲雪，不到1公里的路，走了两天两夜。同事德呷，在山上曾经被困过整整一个星期。所以，我们每次出班，都会准备两三天的干粮。

　　有人跟我说：“多吉，你们不是在开车，而是在玩命！”

　　从来，我们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，也是家人的、单位的。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：邮车检查频率高，在路上受的罪就少。所以每次出班，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车辆。值得骄傲的是，我们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安全事故。

　　安全，我们是有信心的；但是孤独，却让人难以忍受。邮路上，我们可能半天都遇不到一个人、一辆车，尤其是逢年过节时，我就特别想家，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。特别是临近春节，路上几乎看不到车。别人在家跟父母团圆、跟子女团圆，只有我们开着邮车，离家越来越远。这时，我就更想家了，我就放点音乐、听下歌，有时候也跟着大声唱。其实，我们也想跟家人团圆，也盼着放假，但我们的工作不能停下来，邮车必须得走。

　　我们的老站长生龙降措说：“别人有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帮，不要把邮路的优良传统丢掉了。”

　　多年来，我一直记着这句话。

　　1999年的冬天，我看到一辆大货车停在雀儿山四道班的路边，车上拉着30多个去拉萨朝拜的牧民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大家非常焦急无助。我停下车一问，他们说车坏了，困在这里已经两天了。我赶紧帮他们修车，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就打着火了。当时，他们都非常高兴，围着我，用藏族最朴实的方式为我祈福。

　　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，感冒是最要命的，如果遇上了，就会危及生命。2010年6月的一天，快到雀儿山垭口，我看到一个骑行的驴友，躺在路边的石头上。我马上下车查看，那个小伙子说他只是感冒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可我看他脸色不对，坚持把他扶到邮车上。结果刚上车，他就昏迷了。我赶紧开车下山，把他送到医院。医生说，他是严重的高原反应，如果不是及时下山，命可能就丢在山上了。

　　邮路上，随时都可能遇到意外和危险。2012年9月的一天，我开着邮车返回甘孜。晚上9点多，路两边冲出一帮歹徒，把我强行拦下。他们拿着砍刀、铁棒、电警棍，把我打倒，一阵乱砍，我昏了过去。

　　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自己被砍了17刀，左脚骨折，肋骨断了4根，胳膊和手背上的筋也被砍断，头上被打了个大窟窿。现在，除了脸上和身上看得见的伤疤外，我有一块头骨是用钛合金做的，天气一凉，就像一块冰，盖在头上。晚上睡觉，必须戴着棉帽，不然就疼得受不了。

　　受伤后，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6次手术。医生说，我能保住命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虽然头部、背部和腿部的伤好了，但我的左手和胳膊一直动不了。我的情绪很低落，也不想说话。我们藏族人穿的藏袍有根腰带，当时，我连腰带都系不了。一个藏族男人，如果系腰带都需要别人帮忙，还有什么尊严。那一次，我哭了。

　　很多人觉得，我就算能活下来，也是个废人。但我不想变成废人。我四处求医，都没什么效果。几乎绝望的时候，我在成都遇到了一位老中医，他告诉我，我左手和胳膊上的肌腱严重粘连，要想恢复，必须先把粘连的肌腱拉开。但这种破坏性恢复会特别痛。我说我不怕痛。

　　老中医让我抓住门框，身体使劲往下坠，每次要一两个小时。每次治疗都痛得我浑身是汗，死去活来。就这样，硬是把已经粘连的肌腱，活生生地拉开了。坚持锻炼了两个多月后，我的手和胳膊，居然真的可以抬起来了。

　　在身体基本恢复后，看着每天来来回回的邮车，我实在呆不住了，整天想重返邮路。领导跟我说，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，想让我做点轻松的工作。

　　但我想，人要凭良心做事，是领导的关心和同事的帮助，让我得到了及时救治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在我的坚持下，两个月后，我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重新开上邮车，回到了雪线邮路。

　　受伤期间，最担心我的，是我的妻子泽仁曲西。这么多年，她一直为我担惊受怕，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扯大，我最亏欠的也是她。

　　我受伤一年半后，有一天，我们家停水了，我和妻子去提水。两个7公斤的塑料桶，我试着提了起来。那是我受伤后第一次提起这么重的东西，我很兴奋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发现她没有跟上来，我一回头，看到她正用手擦眼泪。那是我受伤后，第一次看到她哭。在我生命最危急的时刻，她都没有当着我的面哭过。看到她哭，我也哭了……

　　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她是那么的重要。

　　29年来，除了我的家人和同事，最亲的，就是邮路沿途的道班兄弟们。每次被困，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，送来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热饭热菜。如果邮车没有按时经过道班，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到路上找我们。我们也会经常帮他们带家书、新鲜的蔬菜和日常用品。

　　2017年9月25日，在雀儿山隧道开通的头一天，我们开着邮车，最后一次翻越雀儿山，去和道班兄弟们道别。在垭口，我们祭山神、撒龙达、挂经幡、献哈达。那一刻，我流泪了：我会怀念雀儿山，怀念道班上的兄弟们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开着邮车，第一个通过了雀儿山隧道，仅用了12分钟。

　　曾经，有跑运输的朋友劝我：“多吉，不要开邮车了，跟我们一起赚大钱。”我拒绝了。因为在我的邮车上，装的是孩子们的高考通知书，装的是党报党刊和机要文件，装的是堆积如山的电商包裹，这些都是乡亲们的期盼和希望。

　　2016年5月，我第一次到首都北京，代表康定-德格邮路车队，在交通运输部领取“中国运输领袖品牌”奖牌。我知道，这个奖牌不只是属于我们车队，这份荣誉也属于坚守在雪线邮路上一代又一代的邮政人。

　　2017年4月，我第二次来到了北京，接受2016年“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”颁奖，受到交通运输部杨传堂书记和李小鹏部长、国家邮政局马军胜局长的亲切接见。那是在大山里开车的我，做梦都没想到的。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邮车驾驶员，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却获得了这么高的荣誉，作为一名邮政人，我感到无比自豪。

　　如今，我的小儿子扎西泽翁，也成了雪线邮路上的一名邮运人。最小的徒弟洛绒牛拥，也可以单独开车上路了。

　　去年11月，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希望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为企业再多做一些事情。

　　29年了，一个人的邮路是寂寞的，也是孤独的，但这是我的选择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　　雪线邮路，我一生的路。